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日本船东要求打一折》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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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型造船厂有多少？
因为造船业需要水深,出入便利的港湾,所以多集中在西日本和濑户内海的太平洋沿岸.
日本主要造船厂有:
◆三菱重工业（株）
◆Universal造船（株）
◆（株）IHI Marine United(IHIMU)
◆（株）川崎造船
◆三井造船（株）
◆住友重机械Marine Engineering（株）
日本主要造船厂的地点:
◆関东
Universal造船京浜事业所 （横浜市鹤见区）
IHI Marine United横浜工场 （横浜市矶子区）
住友重机械Marine Engineering横须贺制造所 （神奈川県横须贺市）
三井造船千叶事业所 （千叶県市原市）
◆近畿 东海
三菱重工业神戸造船所 （神戸市兵库区）
川崎造船神戸工场 （神戸市中央区）
Universal造船舞鹤事业所 （京都府舞鹤市）
Universal造船津事业所 （三重県津市）
◆中国 四国
三井造船：玉野事业所 （冈山県玉野市）
Universal造船：因岛事业所 （広岛県尾道市）
IHI Marine United:呉工场 （広岛県呉市）
幸阳船渠：本社工场 （広岛県三原市）
常石造船：常石工场 （広岛県福山市）
今治造船:本工场（爱媛県今治市）
三菱重工业：下関造船所 （山口県下関市）
川崎造船：坂出工场 （香川県坂出市）
常石造船：多度津工场 （香川県仲多度郡多度津町）
◆九州
三菱重工业：长崎造船所 （长崎県长崎市）
大岛造船：大岛造船所 （长崎県西海市大岛町）
Universal造船：有明事业所 （熊本県玉名郡长洲町)
日本爱媛县今治市大西船厂
叫你去，肯定是有活干啦。。。
8万日币的话，包吃包住，一般劳务输出是这个价。。。我建议你如果能成行的话，一个是好好存钱，在日本没有花不光的钱。此外眼光长点，把日语学好了，以后劳务合同结束后，自己也好有一技之长。。。
我以前遇到过几个在日本做劳务工的同胞，他们说工作是很辛苦的，你要准备好噢。。。然后，在自由行动上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好像电脑也不可以用额。。。只能偷偷的用，不是日本政府限制你，是中介吧，怕你们再去打临工。。。因为你们的工作收入肯定不止8万日币，中介都提了不少的。。。记住，加班费要另算哦。。。到点就下班，打工和社员不一样，每义务免费加班。。。
如果8万日币不包吃住，那也没剩什么钱了，不划算。。。还不如在国内工作呢。。。
祝你顺利吧。。。
清末民初日本占领东北后，从我国东北造船工业中获得了多少利益？
清末民初日本占领东北后，从我国东北造船工业中获得了多少利益，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了部分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日本占领东北后，有许多造船厂，如营口造船厂、丹东造船厂、旅顺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哈尔滨造船厂、森崎造船厂、小林寺造船厂、金田造船厂、关东造船厂等。中国东北丰富的钢铁生产为日本提供了造船原材料，这是日本最重视的。沿海的造船厂修理了许多军舰。其中，旅顺、大连、营口等船厂不仅为日本建造军舰，还承担军队建设所需的一些维修工作和材料。建造这些船只的大多数工人都是中国工人。他们被日本强迫在这里工作，必须每天接受严格检查。
日本对东北船舶工业的掠夺，发挥了得不到就炸毁的精神，绝不留给我国。在日本占领东北后，东北地区的船只，都被日本没收，数量达到一百多艘。当一些器械无法带走，或没用的，都被日本炸毁。这给东北造船业带来巨大的影响，而沿江的重镇也被日本摧毁。一些重要的船厂就被日本利用起来。比如丹东造船厂，在二战时，日本利用这里大量建造木质运输船。
在东北造船厂，“自中华民国21年2月哈尔滨沦陷以来，松花江上的100多艘船只和东北海军防河舰队的船只被日军没收并携带武器。沿江所有重要城镇都被日军炮火摧毁。这非常可悲。”这给东北海军和造船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8年，丹东造船厂被关东军接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该厂制造了大量的木质运输船，建造了100多艘300-400吨的大型方头木船和400多艘200吨的木船。这些船只主要为日军运输物资和货物。战后，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部副部长的顾海忠承认，在关东军的监督下，安东建造了500艘帆船用于日本和满洲之间的运输。
在旅顺码头，日本关东军在“七七事变”之前宣布其为军港，并于1936年7月收回租给“满洲铁路”的码头和修理厂，以修理在侵华战争中丢失的船只。此外，由于战争的需要，码头及其工厂还生产迫击炮弹和子弹，并拆除和运输了一些设备到日本。伪满洲国后期，还对军舰进行了改装，将两艘2000吨级的运输船改装为军舰。营口造船有限公司在1944年生产了53艘木船。船舶修理费40596元，机械修理费57457元。根据其他数据，到1945年，工厂已经建造了一艘200吨和一艘500吨水泥船、一艘200吨钢船和60-70艘200吨机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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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所学知识说说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侵华的
其实主要是甲午之战，当时日本走向了资本主义，但并不是很成熟，犹如一个新生儿，当时日本想以闪电战结束，因为他们财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卖向欧洲的战争债券，当甲午之战赢了后，清政府配了两万万两白银，使日本迅速的发展起来，才发动了侵华战争。其实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国东北经营，希望有朝一日能占有这片土地，只不过以前历朝历代再怎么衰弱都能压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后期就不行了。我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国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运
马克思早就认为：“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 谈到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自然条件是最重要的，要说对中国企业和对整个中国社会这是一场从里到外的彻底考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典范，尽管由于自身文化体系的不足，日本曾犯过非常严重的低级错误，但是，日本无疑是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发展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亚洲岛国日本，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都不算好，在仅有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却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30人，达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的资源优势，应当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贫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被称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的、独特的文化。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李鸿章认为：“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伊藤博文则大胆预测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说，中国又睡觉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又一次会面了，不过他们是分别代表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这个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时，都是和中国一样背负着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因为励精图治和勇于变革，却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与中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由一个慑于“列强”武力而不得不打开国门的东方弱国跻身于“列强”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为日本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创造的许多财富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战争死亡200万人以上，经济也处于濒于崩溃的状态。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工业设备的1/3被破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 残酷的历史现实使日本人民认识到通过战争与掠夺想要达到发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过自强不息、以奉献与服务为基本宗旨才能达到生存发展的目标，这也是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进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战后，由于日本企业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上不去，日本货被称为“东洋货”，当时是劣质品的代名词。然而，日本人却把在美国毫无用武之地的“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请到日本，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质量管理的热潮。日本人不仅将戴明奉为“圣人”，还明确提出了“质量救国”的口号。1953年~1973年其间，日本企业经过多次演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企业发展模式让所有公司效仿，特别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促进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70年代以后，日本产品以其过硬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优势大量涌入欧美市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单一的日本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发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规则而出现衰退，过去曾使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创新精神”也不得不让位于代表着自主创业和不断进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业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新材料领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占到全球海外资产的一半，2003年仅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1.3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整个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一数字并不计入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然如此强大的日本居然还是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态度。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经济的日本经济，却一直是低调的发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后的中国经济却始终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前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提出学习日本的“盛世危言”，绝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了，实际上，我们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同样是面临着西方文化崛起的冲击和影响，然而，由于各自态度和认识的不同，却导致了不同的结局。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日本人认真求实的精神不能不说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从中汲取对我们有帮助的元素，正如俄国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历史能教训我们的没有什么，只有惩罚那些不从中学习应有教训的人。”日本人长于做学生，所以能后来居上；中国人不善于做学生，所以必须兼容并蓄，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满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类似，都是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美国则是另一个善于创造学习、吸收借鉴的典型，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赞赏道：“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榜样和理想。”贯穿在美国精神中的坚韧不拔、标新立异、强调个性、乐观自信的民族心理对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但是，历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时又会让一切归于无意义，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一样——“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但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虽然还沿用着祖传的科学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依然还是祖先的遗物，但没有人去设法改进和革新这些工具。……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大与近代史上经济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显，只能说明近代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与现代文明发展相悖反的道路。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定是最开放、最和谐的时期，而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一定是最保守、最丧失理智的时代。开放是进步之源，封闭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开放，必须充分的开放。
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离开了彻底的开放，结果必然是趋向保守和落后；也无论是官僚政治，还是精英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保证政治制度的先进性。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是在“以开放求变化”，但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变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种封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那种封闭、畸形、压制个性的文化中，任何先进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来的光彩。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穿新鞋走老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回归管理的本质，深入研究人与文化的问题，搞不清楚科学管理与传统的管理手段之间的关系，甚至将封建时代的一些行为当成了现代管理的灵丹妙药，就必然会出现保守倒退的现象。回过头来看，中国已经搞了许多年的职业足球，但与日本、韩国的足球水平却有了相当的距离，其根本的原因是外来先进的足球技术，没有同中国的足球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只有先进的足球文化，才能使外来的足球技术在中国生根、成长。
19世纪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而倍受瞩目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都是理想的经济学家，他尤其对不合理的腐败制度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痛斥，他在这本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巨著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这种制度下，个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发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舆论是否会沦为暴虐的枷锁？每一个人是否将绝对依附于社会？每一个人是否会被全体所监视？它是否会将所有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磨损为一种驯服的统一样板？……一个因背离人的心性而受到谴责的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更是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这样看来，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因为“有序”的规范化就会进入病态（或者称之为专制的病态），那么，忽视了企业经营差异和诸多“小事”的企业改革，是否也会因为缺少独创性和公共协调性而难以表现出足够的活力来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借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历史，这是解决现代化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那么，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则应当说“一切历史都是发展史”，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尽管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在不断地发展着。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和落后的文化思想侵蚀着人们的行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附庸始终没能真正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相反，倒是等级森严的官宦制度、门当户对的社会观念和媚俗守旧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吃皇粮”、“父母官”和企业垄断腐败等等现象不就是这种习惯影响的延续吗？尤其是经济理论的单一化和表面化现象已经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就要首先繁荣自己的经济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其次，要发展新时期的人文精神。我们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经济社会中，除了那些宏观经济理论固有的研究缺陷之外，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恰恰可能是上述状态最直接的、具体体现，并且这种企业病态一旦表现出“虚假的繁荣”来，很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泡沫时代”，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以上摘自《大视野》第一章第四节搞企业是对中国人一种从里到外的考验部分内容）
大连造船厂的发展历史
清政府耗用139.35万两白银，于1890年建成的旅顺船厂，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军工厂，有大、小船坞各1座，另有石砌泊岸、厂内铁路支线、起重铁架、铁码头、仓库、水电设施等，设9个生产车间，全厂员工近1000人。其大船坞当时号称东亚第1大坞，自来水管道是中国最早的自来水设施。
1902年末，完成第1期建设工程投入生产的大连船厂，耗资198.7万卢布。工厂占地面积3.1万露坪，建有3000吨级船坞和栈桥码头各1座，厂房、仓库等建筑物28栋，以及水电设施。4个生产车间，有长期员工495人。在修造船厂投入生产的同时，其配套工程中央发电所(现大连造船厂总变电站前身)也已投产。中央发电所是当时大连地区唯一的发电所，3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750千瓦/时，除主要向船厂供电外，还向官厅、港区和街灯照明供电。
1908年，川崎造船所从“满铁”租借大连船厂后，立即着手对其进行扩建和改建。首先改建和新建了一部分水工设施，扩大了修船和造船能力。1913年3月，将3000吨级船坞扩建为5000吨级，新建小型系泊码头和“引扬船坞”(旱坞)各1座，生产车间增加到10个，并逐步配备了造船、造机、机关车和车辆制造所需要的设备。1922年，工厂占地面积3.06万坪，有电动设备500.35马力，汽动设备39马力，工作船4艘。修船能力主要是换装部分机械设备和零件，船体小修和船底涂换，以及制造修理小型陆用和船舶机械设备。在这期间，已能够运用铆接工艺建造小型钢质船。
1923年4月，“满铁”经营大连船厂和旅顺船厂后，旅顺船厂新建了1座3000吨级造船台。为适应扩建大连港的需要，“满铁”在大连船厂修建了1座“沉箱船坞”，1926年竣工，专门用于制作筑港的水泥沉箱。如将内部稍加整理，即可充作6000吨级修船坞使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战时造船计划方策案》，加快大连船舶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曾对大连船厂进行3次扩建。第1次扩建于1938年4月开始，“满铁”将大连船厂的资本金由200万日元增加到450万日元，主要工程项目是将“沉转船坞”扩建为8000吨级修船坞，新建1座4000吨级造船台，将栈桥码头接长150米，使其总长达到326米，系泊能力达到8000排水吨。1939年末，8000吨级船坞和4000吨级船台竣工并投入使用。扩建工程于1941年完成。这次扩建使大连船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了7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给大连船厂下达了在1943年以前要建成2艘7500吨运输船的任务。此时大连船厂已签订建造6艘3000吨级货船合同，仅有1座造船台和相应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完成新增加的任务。日本政府企划院决定将大连船厂原有4000吨级造船台充当7500吨（载重6000吨)船台使用，新建1座3000吨级造船台，同时增加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并将资本金增加到1360万日元(包括后来追加的830万元)。第2次扩建工程1942年4月开始，计划1943年末完工。
随着日军大量船舶被损，日本政府修改了《战时计划造船方策案》。“满铁”以年度建造9艘2D型战时标准船为纲领，于1943年8月提出对大连船厂进行第3次扩建方案，主要项目有：造船工场建立5条流水作业线；改建3000吨级船台；新建1座2000吨级船台；造机工场建成年产锅炉14台，主机12台的规模；电气工场和车辆制作所也进行相应的扩建。全部工程定于1945年9月完成。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已完成了计划的大部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大连船厂的规模是：占地4.43万坪，全厂设5个部，12个课，5个事务所，12个工场下设50多个职场或系，员工5000余人；有4000吨级以下造船台3座，5000和8000吨级船坞各1座，另有1座“引扬船坞”和栈桥码头；厂房和其它大小建筑物共142栋；机械起重、运输、锻冶等各种机电设备680余台。总资本金为4155万日元。年造船能力2万吨，修船10余万吨，制造车辆近1000辆。年生产总值约为2000万日元。
1945年8月，苏军接管了大连船厂和旅顺船厂。此时工厂已停产，工人流散。在同年10月大连船厂恢复生产时，只有2090余人回厂。厂房和设备破损严重，船坞积水，缺少燃料和工具，更困难的是缺少技术人才。在日本统治时期，工厂所有的技术、管理岗位基本由日本人占据，中国人职位最高的只有在解放前夕提升的几个职长和部分生产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先恢复了修船生产。1947年沿用日本时期采用的铆接工艺，开始建造100吨驳船。为了解决技术和管理人员的不足，船厂决定自力更生，于1948年4月创办大连船渠青年技术学校，共举办4期，培养数百名生产技术骨干;后来随着全国形势好转，又选派部分优秀工人和干部外出培训和到苏联学习；到南方招聘技术人员和接收大学毕业生。1952年初，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并归大连船厂。建厂委员会的厂址、设备，特别是一大批技术人员的并入，加强了大连船厂的技术力量，为工厂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连船厂随着技术力量的加强(苏联专家逐渐增多，外聘和自己培养的人才增加)和生产发展的需要，1948年开始学习和运用苏联新的工艺技术，当年即采用“平行流水分段建造法”和电焊技术造船，以后又逐渐掌握了半自动和自动焊接技术。到50年代中期，已建造各种驳船、小型拖船和小型军用船舶。修船也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承修的船舶吨位越来越大，等级和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能力已达到高于大修水平的恢复性修理，可以对接断为两截的万吨自由轮，对蒸汽主机和内燃主机可进行各种级别的修理。
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十分关心和重视大连造船工业的发展，早在1950年2月由国家重工部审定的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编制的建厂方案，即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规划。中苏造船公司成立前夕，国家重工业部即拟定了中苏造船公司的5年发展规划，要求扩大厂区生产作业面积，逐渐发展成为造船为主，积极筹建船舶内燃主机的生产厂，并决心在苏方不同意时，我方将单独建设。其他工作也都作了详尽安排。这个发展规划方案于1951年11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同意并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根据这个规划，1954年中苏两国达成协议，并具体制定了中苏造船公司5年建设改造计划。
1955年1月，我国独立经营大连造船厂后，要求迅速改变以修船为主的局面，早日建成中国北方造船工业基地。当年12月，国务院以(55)国发亥字137号文批准将大连造船公司扩建为建造远洋船舶船厂的方案，并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为了解决对船舶、船舶配套产品和非船舶产品的检测问题，提高产品质量，经一机部船舶局批准，大连造船厂在列入重点项目之前，于1955年建立了中央试验室，满足工厂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零部件的质量理化检验，以及重点工程、非生产工艺、改进革新、大型精密设备、产品质量分析、测试鉴定、验收、考核工作。 1957年，国家建委以5708024号文件，最后确定了工厂1955—1960年扩建改造方案。这是我国独营大连造船厂后第1次技术改造方案。其设计纲领是：年造船能力5万吨，修船20万吨，生产铸钢锚链1500—2000吨，初步投资概算为7092万元。1960年末第1次技术改造工程基本完成，经过填海造地扩大了厂区面积，主要建设项目有：255米×27米的万吨级船台2座，75吨高架吊车3台，662米舾装码头、船体联合厂房和机械、电工、轮机、工具等车间厂房，以及氧气站、乙炔站、66千伏变电站等15项重大工程，实际耗资4405万元。经过第1次技术改造大连船舶工业具备了建造万吨级船舶的能力，并开始批量建造中、大型船舶实现了以修船为主向以造船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造船工业基地。
1962年，建成交工由苏联转让制造的“567”型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标志着大连船舶工业工艺技术的实现重大突破。该船采用“三岛式”建造工艺，创造了58天船台周期的先进纪录。交工前经国家验收委员会检验证明：船体结构装配准确，外形光顺美观，焊接质量优良，主要尺度精确，主机、轴系安装全部符合规范要求。
关于《日本船东要求打一折》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